鱼尾纹就是指生长于眼角的皱纹。他们被称作鱼身线，因为它看起来像是鱼身。 因为身体内胶原蛋白外流，不少人在25岁之后会生出鱼尾纹。 你了解如何防止鱼尾纹吗？你要是不了解，没事儿。今日，我们将对你说如何防止鱼尾纹和清除鱼尾纹。使我们相互关心。代孕妈妈反悔了，她还有做母亲的权利吗？

 代孕妈妈反悔了，她还有做母亲的权利吗？

如果一个代孕妈妈在生下孩子之后反悔了，那么她还有权利要回这个孩子吗？

近日引起广泛讨论的“代孕母亲争夺抚养权”事件，重新把“代孕”这个话题带回到了公众视野。玲玲（化名）是一位代孕妈妈，她在与孩子的父亲签订了商业代孕协议之后，怀孕并生下了儿子天天。但是到了要交出孩子的时候，玲玲却反悔了：“我知道代孕是不对的，但是从怀上孩子的那一刻起，我觉得每一天都在发生转变。”

为了争得抚养权，玲玲将孩子的父亲、也就是这桩代孕交易的委托方告上了法庭。最终，法院还是把天天判给了父亲，但是玲玲作为孩子的生母，享有在社工陪同下的探视权。

类似的事件在近几年间不断发生着。代孕，无论是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国内，还是允许商业代孕的其他国家，都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话题。

2001年，原卫生部发布文件，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、合子、胚胎，且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

在之后的十几年里，代孕合法化这个议题不断被提起、引发争论并否决。最后人们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：对于现在国内的社会环境来说，代孕合法化还为时尚早。

代孕被禁止了，但有了需求，民间的代孕市场依然在不可避免地发展着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加复杂的问题：亲缘可以被一纸合同所切断吗？代孕固然违法，但是木已成舟之后，又要怎样裁决？

我们知道在美国，如今许多州已经实现了代孕合法化，而在合法之前漫长的30年博弈，是道德伦理与市场需求的分歧，是不同法律制度的利弊之争，也是精英意志与民众选择的抗衡。

在八十年代，当代孕刚刚成为可操作的现实，成为一个逐渐兴起的热潮的时候，就出现了所谓的“代孕第一案”。

当时在新泽西州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，叫做In Re Baby M，Baby M 是这个代孕案例当中孩子的化名。

一个叫玛丽∙怀特黑德的女子，她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由于在财政上面临一些困难，她在看到一个代孕广告的时候动了心——斯特恩夫妇正在报纸上征集能够提供代孕服务的女子。

那个年代的代孕，放在现在叫做传统代孕，就是斯特恩先生的精子跟代孕母亲怀特黑德太太的卵子相结合，然后由怀特黑德太太孕育，并生了一个婴儿Baby M。

他们当时签订了一份商业代孕合同。在这个合同当中双方约定，斯特恩夫妇将会支付怀特黑德所有的医疗产生的费用，并且给她一万美元作为报酬。在八十年代，这个数目还是相当的可观。

与此同时，怀特黑德则承诺，把孩子生了以后，会放弃她作为母亲的权利。

怀特黑德是自愿地签署了这份合同，可是她在真正把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，她才突然间明白了，一个母亲和孩子之间情感上的连接，是没有办法这么简单粗暴地割舍的。

也就是说，在她生了Baby M并把他交给斯特恩夫妇之后，不出三天她就后悔了。怀特黑德去到斯特夫妇家中，想要回这个孩子，不惜以自杀相威胁，而那斯特夫妇盼这个孩子盼了很多年，当然是不肯把这个孩子还回去。

后来，怀特黑德和她的丈夫甚至绑架了小孩并逃离了新泽西州，以至于斯特恩的律师需要向法庭申请逮捕令，把他们给追回来。

这个案子一路从新泽西州的基层法院，最后审到了新泽西州的最高法院。

1. 并不是所有合同都能成为证据

合同法里，有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。合同法作为民法，合同通常是双方之间你情我愿的事情，我们俩签订一个什么样的合同，本来不应该由社会来介入和插手。

而法院去看一个合同法的案例的时候，它首先要问这两人之间是否真的有合同，可是即便确认了两人之间真的有合同之后，法院还要进一步的去问，这个合同是否应该被法律去执行？也就是说法律并不承认所有的合同，并不是所有的合同，当一方违约的时候，都可以要求法院去执行。

比如，有的合同是违背法律的，你不可以给钱让另一个人把你给杀了，因为人没有让渡自己生命的权利。

还有一种情况更加处于灰色地带，就是一个合同在法律上没有问题，可是它似乎有违背社会公德，或者是违背我们中国人的话叫“公序良俗”，违背这个社会的公众利益。

媒体对“Baby M”案的大规模报道

因为“Baby M”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代孕，它是用代孕妈妈怀特黑德的卵子来孕育了这个婴儿，而在科技更加发达以后，大部分的代孕案例里面的卵子，都是由第三方的女性提供的，无论是来自收养方的妈妈，还是机构捐赠。

也就是说代孕母亲在之后的案例里，通常都和孩子不再有生物学、或者是基因上的联系，可是“Baby M”所确立的原则依然被应用到了这些新的案例当中。

立法以前，我们会说在一般意义上，商业代孕在新泽西州都是不合法的。可是我们之前也提到了，这个问题会被转移到家庭法——也就是争夺抚养权这个战场，而提供代孕服务一方似乎并不占优势，通常都是想要通过代孕合同方法得到一个孩子的夫妇，能够在争夺抚养权的案子中最后胜出。所以这其实并没有改变事实上的结局。

到了2018年，新泽西州终于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商业代孕的很多基本原则。

比方说它规定了代孕的母亲必须年满21岁，必须经过一些健康的项目的筛查，还必须得到充分的法律咨询，而另一方必须是一对已婚夫妇。这在每个州的规定不一样，有的州允许同性恋夫妇，有的州甚至允许未婚人士去代孕。

4. 法院可以代表人民的意愿吗？

我们之前很多次地比较过案例法跟成文法，总的来说是有利有弊。

案例法的好处是它能够提供很多的细节，让你可以透过不同案例当中法院具体的操作，来了解法律应该怎样被解读。同时也比较确定当这条法律应用到我的具体案例的时候，法庭会做什么反应。 由于法律大多是由法律语言写成的，这导致很多成文法摆在你的面前，你也很难判断说，当我们真的运用成文法去打官司的时候，结局会是怎样？

可是在代孕问题这样的新出现的问题面前，案例法就显示出了它巨大的局限性。

因为案例法是由一个一个的案例累积成的法律，每一个案例只处理这个案例本身所带来的问题，所以当后来有新的案例发生的时候，有很多关键性的因素有改变，那法庭其实需要重新的去思考，这个案子该怎么判，它其实不是一个指导性的原则。

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，当传统代孕逐渐向纯粹的代孕转变，科技手段发达之后的这种不需要由代孕母亲提供卵子的、与传统代孕从法理意义上讲完全不同的代孕形式，是否依然需要被之前的案例所束缚？

每当这些新问题出现的时候，社会就陷入一轮又一轮新的讨论。而我们刚才提过的那些关于哲学、社会学、伦理学问题的讨论，在法律上始终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回答，因为法律总是落后于新的社会现象的产生。

而当一个立法者用立法的形式去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比如说新泽西州的立法，我们看到，他就把一些边界很明确地圈定了。

在代孕这个案例里，除了成文法可以一次性地回答边界问题这个好处以外，其实大家更愿意由立法者来回答问题的根本原因是：为什么要由法院的几个法官，而不是人民代表去回答问题？

通常情况下，法官们是一群社会当中的精英。而精英的人群都会比较的自由主义，他们在政治光谱上会比较偏右，这样的一个人群又是否是最合适的来做决定的主体呢？

有很多的时候，法律的发展其实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，这个社会当中出现了很多的新的现象、新的经济活动、新的生活方式、新的观念，而法律并没有及时的跟上。

比如我们国家是这几年才开始立法规范电商，对吧？但是，电商早就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

而这些新的生活方式、新的社会现象产生之后，所引发的法律纠纷，通常是由法院来先面对的，法院比立法者先要面对这些见所未见的纠纷、以及新产生的社会问题，他们对此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。

在案例法的国家里，一个法院所作出的决定，可能就会影响一个州或者是整个国家在某一类问题上的方向和看法。越是到这种时候，整个社会法律界的人士，或者是整个社会都会去思考，这些重要的决定真的都应该交给法院来做吗？

也许一个社会从来都没有面临过的选择，我们不应该把它交给某几个精英的法官去做选择，至少应该把它交给人民代表，把它交给这些需要迎合民意去赢得选举，需要倾听民众的意见的人，由他们来做选择。

这样的选择未必是对这个社会最好的，可是这样的选择比较容易让大家都接受。

不过呢，似乎每一次有类似的新问题出现的时候，社会都要质疑一次，这些问题为什么要交给法院来回答？可是在现实当中，这些新问题还是不停的被抛向法院，由法院来做第一个判断者和裁决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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